多地查获“洋垃圾”走私案，如何斩断黑色产业链？

[14]法院享有最终对案件的审判权，以致在法院的裁判中经常看到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的表述（实际只维持原判即可，因为，驳回抗诉意味着不要法律监督，这反映出法院的一种霸气），更有法官公开向检察官叫板：你抗（诉）你的，我判我的，而检察官最终不得不承认抗也白抗。

孙中山先生实质上论证了人民是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现象，人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思想。当紧急时，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。

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人民之名结束了封建帝制，创立了民国，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{9}，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，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{10}。—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，不加以逮捕、监禁、处罚。我们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，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，‘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、农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，它有确定的解释，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，不必再把‘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。[12]马克思、恩格斯将法律视角从富人人民转向了穷人人民。从此，无产阶级人民观结束了专制制度假人民之名以行的历史，成为社会主义宪政的航标。

付子堂，西南政法大学教授，博导。{34}社会变革总是体现和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，社会主义宪政是无产阶级人民的自我规定，国家权力真正为无产阶级人民服务，确保了无产阶级人民充分享有权利，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宪政的人民性。[①] 2004年12月27日潘维教授在中山大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议题学术对话会的发言。

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理论，一直是以统治者的人数来确定的—— 一个人的统治是君主制，少数人的统治是贵族制，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制。宪法约束非但不是为了取消多数决民主而存在的，反而是为了使它更加健康。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（着重号为引者加）。[25]托克维尔：《论美国的民主》，第8页。

合理设置的选举制度是达致此一目的的典型方式。正如在当下保险市场中为风险提供保护一样，这种安排使得契约得以达成，否则，风险就太大了。

作为一种折中，多数决能兼顾集体行动的效率和公平价值，因此是最为可能的一般性方式。在当前我国特殊的舆论环境下，突显这一道理有助于捍卫民主过程的价值、明晰宪法权利的根本属性，并在深层面上理解司法独立、违宪审查、权利法案等立宪设计的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条件。[⑤]他们无论对多数决民主制给予支持还是提出怀疑，都是值得尊敬的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设想，但也容忍了问题的产生。

〔43〕参见《民主与不信任》第五章清理治道变革的渠道和第六章有利于代表少数群体。有人指出，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对社会权的确立及其司法效力功不可没。而社会权利从其对财政的依附上看，必然是要受各地经济状况制约的。……如果法律是由按适当方式选出的国会制定，并通过适当的参与程序加以执行，那么，对宪法约束的需求就可能显得不那么迫切了。

而如果中央政府不这么做，社会权的实现水准将可能由支付能力最弱的地方决定。这种风险是根本性的，它可能最终导致政治过程与司法过程的双重失灵。

〔2〕有学者附和说，将人权明确写入宪法，明确规定基本人权原则，更有利于保障人权……因此要使人权从‘应有的人权到‘法有的人权再到‘实有的人权。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〔28〕，而且成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〔29〕。

4. 为了使宪法权利所指明确，其清单越详尽越好。不少学者指出，非政府组织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。但是，一个也许会令权利宪法化论者们无法接受的事实是，违宪审查本不是用来保障人权的。〔19〕具体化思维之误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进入专题： 权利宪法化 社会权 。孙凌：《论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的证立——以未列举宪法权利证立的论据、规范与方法为思路》，载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9年第5期。

〔26〕[美]罗纳德·德沃金：《认真对待权利》，信春鹰、吴玉章译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。〔20〕徐璐：《知情权入宪之探讨》，载《法制与社会》2007年第12期。

如果把知情权、监督权当做手段性权利列入宪法权利清单，那么其他手段就可能由于没有明确写入而变得无需保护。五、用违宪审查保障人权？对完美宪法文本的渴望，很容易激起人们对违宪审查的青睐，尽管这一制度在西方并不以完美的宪法文本为前提。

〔16〕根本的症结在于，具体化主张误解了现代立宪主义和宪法权利的本质。〔39〕转引自[美]奥德舒克：《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》，载《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》，三联书店1996年版，第95页。

它提升了宪法的声誉，却误解了宪法的功能。令人不安的是，它所带来的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趋势，又会对传统的消极自由构成威胁，旨在保障人权的力量，因此可能成为威胁人权的力量。另一方面，那些拥有成文宪法典和权利法案的国家，尽管宪法的形式与上述例子不同，保障权利的方式上却完全一样。《魏玛宪法》第二篇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在规定传统的自由权的同时，规定了许多有关健康权、艺术科研权、受教育权、住宅权、工作权、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内容的条款。

一些国家强调传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一些国家则对社会权情有独钟。〔2〕李步云：《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1991年第4期。

具体到我国的情况，它直接导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本不宽泛的政治审议范围更趋萎缩。例如有学者主张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，一般只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原则，这种原则性的规定，往往由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。

对此，已有学者做过有价值的反思：在某些方面，尤其是在人权方面是不能由下位法来具体化的。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势与此不同，我们一方面艳羡他国违宪审查机制之效能，另一方面却忽视了此种效能之政治前提，其结果必然是，由于大量社会性诉求夹杂着正义激情涌入司法过程，法院的隔离、中性化和冷却功能无处存身，它必须像政治部门一样去机会主义地处理专业性极强的法律问题。

在这条道路上，人们痴迷于以违宪审查为核心的宪法机制，幻想其神奇功效可以不依赖政治过程就能解决源源不断的侵权问题，而这是何等的误解。〔32〕了解一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会发现，它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记录并不都是光彩的。著名的人权三形态说对此提供了说明：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，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，这是人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的基本形式。〔17〕两院制使得多数派意愿在转化为法律时能够自我约束。

二是由于对于捐赠者不能提供税收优待，社会组织由于缺少资金来源而供血不足。例如由于城乡二元格局、社会保障权不平等、农民工权益受损等问题的存在，农民权益的衰微是一个公认的事实。

契约式宪法的具体内容只能用文字加以明确。第二个以及相关的错误是对文字的滥用。

这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作为对社会国理念的回应，德国魏玛宪法并没有处理好传统自由权利与新兴社会权的关系，为日后的纳粹上台埋下了祸根〔8〕。〔20〕知情权的入宪途径……（有）两条可行的做法：一是直接启动修宪程序，将知情权写入宪法。